人物小传
戴天民，现年99岁，上海人，抗战孤儿。1938年入宁波国际灾童教养院，17岁加入浙东第三战区淞沪游击纵队第一支队，第一次听到《八路军军歌》，历经战火淬炼。
最危险的一次，日军突然来袭，重病在床的戴天民没能跟上转移。敌人踹开门闯进屋里，却被满室的恶臭和飞舞的苍蝇吓了一跳——原来屋里放着个粪桶，成了他意外的“护身符”。
“从13岁读到17岁，读了四年书再到游击队。”这句平淡的话里，藏着戴天民少年时代最动荡的印记。
1937年多得网，八一三淞沪会战的炮火撕碎了上海的宁静，也碾碎了12岁戴天民本就飘摇的生活。父母去世后，他与兄妹四人在贫困中相依为命，“吃了上顿没下顿”是家常便饭。直到1938年，上海爱国实业家竺梅先与妻子徐锦华向这些战乱灾童和抗战烈士遗孤伸出了援手，他才和弟弟、妹妹登上了前往宁波的船，成了“国际灾童教养院”的一员。
彼时的上海街头，战火催生的孤儿随处可见。师范出身的徐锦华深知教育对孩子的意义，便与丈夫商议：“得让这些孩子有饭吃、有书读，将来才能成为有用的人。”竺梅先本就有实业救国之心，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领衔刊登了大幅的《全国同胞公鉴》，呼吁全国同胞奋起抗日。夫妇二人一拍即合。因创办时得到不少外国友人支持，教养院定名“国际灾童教养院”——这个名号成了特殊的保护伞，连日本人也不得随意干涉。
从十六铺码头出发的航程，载着戴天民复杂的心情。一路哭哭啼啼的他，望着岸边越来越远的家，难掩不舍；可当船行东海，一座座小岛从浪中浮现，孩子们眼中的悲伤渐渐被新奇取代，心里悄悄冒出了对未来的期盼。
他们的新家在奉化泰清山的泰清寺。这里按年龄和文化程度编班，制度严谨得像座小小的学校。师资多是竺家企业的旧部，课程仿照小学建制，考试时集中监考，谁也别想作弊。每日清晨，童子军号声刺破山雾，孩子们便起身洗漱、上课、操练；黄昏时号声再响，一天的生活便归于宁静。起初的日子里，三餐丰盛，秩序井然，让饱尝饥饿的戴天民第一次体会到安稳的滋味。
可乱世里的安稳总是短暂的。1940年后，资源渐渐枯竭，丰盛的饭菜变成了稀粥，鞋子磨破了，只能到垃圾桶里翻捡别人丢弃的草鞋将就。1942年，竺梅先病逝的消息传来，教养院的支柱轰然倒塌，渐渐走向解散。年长的孩子有的南下考国民党军校抗日救国，有的被送回原籍，而17岁的戴天民，选择了一条更艰险的路——投身共产党的游击队。
枪林弹雨中的成长：信念在战火中淬炼
“不管你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多得网，只要是抗日的，都是一家人。”当年游击支队长的这句话，像烙印一样刻在戴天民的记忆里。
教养院动员青年参军抗日时，17岁的戴天民毫不犹豫报了名，成了“国际灾童教养院”36名加入浙东第三战区淞沪游击纵队第一支队的少年之一。为了避开日军封锁，接应的人扮成老师，把他们一个个护送到游击区。从此，少年告别了课堂，走进了枪林弹雨。
长期的营养不良让戴天民身子骨很弱，刚到游击队就病倒了——痢疾加伤寒，把他折腾得几乎站不住。被送到卫生队时，他头发掉得稀稀拉拉，只能扶着墙慢慢挪。
最危险的一次，日军突然来袭，重病在床的他没能跟上转移。敌人踹开门闯进屋里，却被满室的恶臭和飞舞的苍蝇吓了一跳——原来屋里放着个粪桶，成了他意外的“护身符”。“当时米一点也吃不进，但身体竟一点点好起来了。”他总说那是奇迹，在卫生员的照料下，他慢慢开始补充营养，硬是从“鬼门关”爬了回来。
养好身体归队后，戴天民成了哨兵。一个夜里，他和战友远远望见一串火光，有人告诉他：“那是余姚镇。”后来队伍辗转到四明山，一次站岗时，一队干部模样的人从他身边走过。带头的魁梧军官看了看他，笑着问：“这么瘦弱怎么打得了敌人？”身边的人赶紧解释：“他是从教养院来的，还在恢复呢。”后来他才知道，那位军官就是纵队副司令兼第一支队支队长。
在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里，戴天民第一次听到了《八路军军歌》。“那首歌太雄壮了！唱这个歌的部队了不起！”他悄悄把歌词抄在纸上，有空就跟着哼。可不久后，部队遭遇变故而解散。他想找到组织，路上却被国民党部队拘留了半个月，多亏有人证明他的身份才被放出。
这段战火岁月，不只是让戴天民学会了在枪林弹雨中生存，更让他找到了自己的身份。他见过生死瞬间的舍命相护，也见过不同队伍为了抗日并肩作战的默契——原来信仰不是空洞的口号，是危难时的挺身而出，是“抗日一家亲”的朴素情义。
从烽火到平凡：信仰在岁月中延续
“那时候听到日本投降，我们的队伍也就解散了。”多年后，戴天民说起这句话，语气里仍带着难以言说的复杂。
1943年秋，恰逢游击支队总部要返回上海，戴天民跟着一同踏上归途。队伍分乘两条船出发，命运却在此时开了个残酷的玩笑——一部分战友乘坐的大船遭遇土匪伏击，全部遇难。戴天民坐的小船绕开了危险，几天后平安抵达浦东。劫后余生的他，一路沉默着走进上海，心里沉甸甸的——游击生活，就这样在失去战友的悲伤中画上了句号。
回到上海的戴天民，先在周浦搭上小火车到南市，靠打零工糊口，后来进了一家化工厂并参加原一支队青年队，在隐蔽战线继续抗日。1945年，青年队的小队长找到了他：“支队长回来了，准备重新整队，你能不能假冒老师重返一线战场？”他点头应下，跟着队伍北上战斗。同年8月就在他返回上海的轮船上，广播里突然传来日本宣布投降的消息，整个船都沸腾了。
“那时候听到日本投降，我们的队伍也就解散了。”战争结束了，那个在烽火中奔跑的少年，终于卸下了枪，走进了平凡的日子。
他回到化工厂，从最苦最累的小工做起，凭着一股“吃苦不低头”的劲儿，慢慢成了车间骨干。1950年考取华东军政大学，戴天民重新穿上了军装。抗美援朝时期被分配到福建前线高炮部队，参加过炮击金门战斗，在部队曾荣立过三次三等功。
教养院教会的“挺胸做人”多得网，游击队里唱过的《八路军军歌》，从来没从他心里消失。如今的戴天民，说起年少时的饥饿、战火中的硝烟、回归平凡的日子，语气平静得像在说别人的故事。可当他唱起那首《八路军军歌》，歌词一句不差，歌声里的铿锵，和当年那个抄歌词的少年一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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